【夸克】杜甫“陶潜避俗翁”诗三论

　　作者：贺伟（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）

　　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，杜甫某些作家当时即享有盛名，陶潜此后或一直保持着较大的避俗影响力，或逐渐被边缘化。翁诗还有部分作家生前不受重视，杜甫后世借助于某位重要人物的陶潜夸克推崇，最终进入经典作家的避俗序列。就后一种情况而言，翁诗一位经典作家对另一位经典作家文学史地位的杜甫确立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陶潜推动作用。事物从来都具两面性，避俗有推动便会有阻碍，翁诗假如一位经典作家对另一位经典作家颇有微词，杜甫甚至横加批评，陶潜往往衍生出复杂的避俗接受史景观。本文探讨的这首杜诗正是典型案例。

　　陶诗“枯槁”吗

　　杜甫《遣兴》之三：“陶潜避俗翁，未必能达道。观其著诗集，颇亦恨枯槁。达生岂是足，默识盖不早。有子贤与愚，何其挂怀抱。”宋人赵次公曰“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语矣”，并举《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》“夏日长抱饥，寒夜无被眠”、百度网盘《岁暮和张常侍》“屡阙清酤至，无以乐当年”等诗为证，显然将“观其著诗集，颇亦恨枯槁”理解为陶诗多蕴含人生枯槁的遗恨。

　　有别于上述意见，不少学者认为“观其著诗集”二句是杜甫对陶诗的评价。成书于南宋初年的《北山诗话》云“子美不喜渊明诗，而多用鲍照语。于照则曰‘俊逸鲍参军’，于潜则曰‘未必能达道’”，这似乎是现存最早的杜甫不喜陶诗的记载。胡应麟《诗薮》云“子美之不甚喜陶诗，而恨其枯槁也”，进一步提出杜甫批评陶诗枯槁。今天有关陶渊明的研究论著大都沿袭了这一解读。

　　《诗品·宋征士陶潜诗》云：“世叹其质直。至如‘欢言醉春酒’‘日暮天无云’，风华清靡，岂直为田家语耶？”“质直”“田家语”暗示南朝社会普遍认为陶诗质木无文。北齐阳休之编有十卷本陶集，却也不得不承认陶诗辞采未优。延至唐代，类似的言论仍然存在。杜甫是唐代社会的一员，他对陶诗的评价未必能超越历史传统和时代共性。正是爱奇艺基于上述接受史背景，许多学者才不假思索地将“颇亦恨枯槁”理解为杜甫批评陶诗枯槁。

　　粗检现存宋前典籍，“枯槁”常形容人或事物困顿憔悴，尚未见评价诗文的案例。直至宋代，人们才开始较频繁地使用“枯槁”一词评价文学创作，如许尹《黄陈诗集注序》：“陶渊明、韦苏州之诗，寂寞枯槁，如丛兰幽桂，可宜于山林，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。”再如《朱子语类》：“或曰：‘（梅）圣俞长于诗。’曰：‘诗亦不得谓之好。’或曰：‘其诗亦平淡。’曰：‘他不是平淡，乃是枯槁。’”

　　除“颇亦恨枯槁”外，杜甫集中尚有五处使用“枯槁”，均是比较传统的含义，如《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》“少年努力纵谈笑，看我形容已枯槁”。杜甫具有丰富的文学创造力，词语运用也多不拘旧俗、自出新意，但在特定的时段内，其遣词造句往往呈现出整体的稳定性和连贯性。既然杜甫作品中其他使用“枯槁”的案例含义相近，且皆不用以评价诗文，“颇亦恨枯槁”亦当如此。

　　此外，杜甫对陶渊明颇为推崇，并不认为其诗缺乏文采。《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》“陶谢不枝梧，风骚共推激”、《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》“焉得思如陶谢手，令渠述作与同游”，前者写于困守长安时期，后者寓居蜀地所作，从中不难窥见他对陶诗的欣赏。

　　综上，“观其著诗集，颇亦恨枯槁”指陶渊明作品中多流露人生枯槁的感叹，而非批评陶诗枯槁，以“枯槁”评价诗文是两宋之际才产生的现象。其实一个人能否达道，与诗文是否枯槁也构不成因果联系。在儒家诗学语境里，诗风质朴被视为接近“道”，文辞华丽反被当成“害道”，常常招致批评。杜甫所言之“道”可能更接近庄子的思想，但老、庄提倡朴素自然的文艺观，同样不反对作品枯槁。

　　陶渊明“达道”了吗

　　杜甫认为陶渊明虽然辞官归隐，远离世俗，未见得达道。类似的观点前人早已有之，如《南齐书·高逸传》将历代隐士按情迹分成四类，指出他们未必皆有志“达道”。

　　围绕陶渊明是否达道，后世产生很多争论。部分学者赞成杜甫的观点，唯对陶渊明未达之“道”存在不同的认识。或将“道”理解成“儒家之道”，认为陶渊明缺少兼济天下的志向；或将“道”理解成“教育子女的方法”，认为陶渊明不懂得因材施教；或将“道”理解成“出处穷通之道”，认为陶渊明对出处未能释怀。宋代以后，随着陶渊明经典作家地位的确立，不少学者明确反对杜甫的观点，主张陶渊明“知道”“达道”，然对其所知、所达之“道”的理解同样互有出入。或以为儒家固穷之道，或以为禅宗之道，或以为养神之道，如郭祥正《读陶渊明传》之二云：“陶潜真达道，何止避俗翁。萧然守环堵，褐穿瓢屡空……使过宣尼圣，故应颜子同。”

　　要想准确把握杜诗“道”的内涵，必须回到其叙事语境当中。杜甫提出陶渊明未必达道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：诗文多流露枯槁之恨；牵挂儿子贤愚。换言之，一个真正的达道之士不应有人生枯槁之叹和儿女贤愚之忧。《庄子·达生篇》“达生之情者，不务生之所无以为；达命之情者，不务命之所无奈何……夫欲免为形者，莫如弃世。弃世则无累，无累则正平，正平则与彼更生，更生则几矣”，陈鼓应译曰：“通达生命实情的，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；通达命运实况的，不追求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物……要想免于为形体劳累，便不如舍弃俗世。舍弃俗世就没有拖累，没有拖累就心正气平，心正气平就和自然共同变化更新，和自然共同变化更新就接近道了。”按照庄子的理论，陶渊明虽然能够舍弃俗世，但仍牵挂儿子的贤愚，不能做到“无累”，也不能心正气平，诗文颇有枯槁之恨，所以未能达道。可见，杜诗之“道”主要指庄子的达生之道。

　　杜甫为何批评陶渊明

　　葛立方据杜甫《遣兴》“骥子好男儿，前年学语时……世乱怜渠小，家贫仰母慈”、《得家书》“熊儿幸无恙，骥子最怜渠”等诗，指出他“于诸子钟情尤甚于渊明”。既然如此，杜甫为何批评陶渊明，并说出“有子贤与愚，何其挂怀抱”这样愤激的话语呢？

　　乾元二年七月（759），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，携家西行，越过陇坂，来到秦州；十月，从秦州出发，前往同谷；十二月一日，离开同谷。“陶潜避俗翁”即寓居秦州时所写。杜甫在秦州仅停留三月，考察这一时期的诗文，可以相对准确地“复原”其创作心态。

　　首先，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充满着羁旅之悲。《遣兴》之四“蓬生非无根，漂荡随高风。天寒落万里，不复归本丛……生涯能几何，常在羁旅中”、《别赞上人》“百川日东流，客去亦不息。我生苦漂荡，何时有终极”、《萤火》“十月清霜重，飘零何处归”。由于战乱，杜甫与亲友天各一方，他将自己比作飞蓬、流水、萤火虫，不知这种飘零无依的生活何时是尽头。

　　其次，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充满着饥寒之苦。《空囊》“不炊井晨冻，无衣床夜寒。囊空恐羞涩，留得一钱看”、《赤谷》“山深苦多风，落日童稚饥”。秋意渐浓，天气转凉，诗人缺少必要的衣食储备，年幼的孩子们饱受饥寒之苦。

　　复次，这一时期的诗文里充满着疾病之痛。杜甫很早就感染疟疾，始终不见好转，因长年遭受病痛折磨，他甚至想到了死亡，《赤谷》“贫病转零落，故乡不可思。常恐死道路，永为高人嗤”。

　　概之，安史之乱后，杜甫流离漂泊，妻儿饥饿，身患疟疾，备受折磨，甚至有死亡的忧虑，发之于诗，多愤激之辞，这既是情绪的宣泄，也是自嘲，未必代表他平日里真实的心迹。杜甫一生以儒家济世思想为依归，渴望建功立业，却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，儿女饱食尚不可得，贤愚与否又何须挂心，或许这便是他写“陶潜避俗翁”时的心态。明人邢昉《同于皇和陶渊明乞食诗》之一云“稚子甫十龄，向壁诵书诗。我方谋尔饱，曷敢觊尔才”，恰可与杜诗相印证。

　　《日报》（2024年04月22日 13版）